漳浦历代碑刻评述

王文径
2020年01月15日

清泉岩上的狂草石刻《心经》

漳浦是一个古老的县份,碑刻的遗存堪称丰富,笔者抄录、整理了县境内的几乎所有现存碑刻,共存200余处,400余条,14万字编定成《漳浦历代碑刻》一书。编定之余,对全县现存的碑刻略作评述。

由于摩崖石刻所处的地理位置,要么人迹罕至,要么较少出现新的建设性破坏,一般较能长久保存。在全县现存的石刻,从内容上划分包括题咏石刻、官府告示、功德碑记、寺庙碑记、墓道石刻几大类。

而按时间顺序上说,1993年才发现的佛潭大荟山岩画,应为最早。大荟山岩画主要采用圆窝点和圆弧来表现,通常被称为蹄形岩画,被岩画学专家解释为动物蹄印或女阴形象。但根据大荟山所处的位置,笔者倾向于后者,认为是生活在三千年前后的原始人的作品,是对当时氏族构成、星象和原始崇拜意识的透露。而1983年发现的石榴镇寸石岩画年代应稍晚,因为这组岩画已经初步具备了文字构成的基本特征,与华安仙字潭岩画相近。在属于岩画范围内的石刻主要还有散存于印石亭、青峰岩、海月岩、屈原公、赵家城等地的“仙脚印”,见于石妈铺、岭脚、芙蓉山等地的女阴石刻。“仙脚印”令人联想起周姜原践巨人迹而身动、生后稷的著名上古传说,女阴石刻则是人类童年时期共同经历过的生殖崇拜,值得注意的是,尚有村民为祈求生育和子女平安在这些石刻前膜拜,显然是一种古老的文化现象的孑遗。

漳浦县境内有纪年的摩崖石刻,为北宋嘉祐四年(1059年)湖西岭脚造路石刻,印石亭大观二年(1108年)傅希龙印石铭,以及海云岩、杨美水库、庵后溪、九都桥等处的南宋石刻,内容多与修桥造路有关。与庆元四年黄櫄的“三十五桥记”联系起来,反映了宋代高超的造桥技术和当时的人交通、经济状况。中原文化的播迁,兴起于北朝的北方宗教石窟文化也不断南传,使多山多石的闽南沿海地区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南方类型的、以天然花岗岩石棚石洞为特征的宗教石窟文化。海月岩便是这种文化类型的代表,岩寺区内拥有六十余处石刻,在数量上居于全县文物名胜区之首,但这批石刻除刘庭蕙的洗心诗外,余多为万历间仰楼和尚所作,书法价值较为一般。同处于金刚山麓的清泉岩,石刻虽仅有十余处,但多出自名人之手,特别是一幅印度僧人的狂草心经石刻,便倾倒了多少游人。

宗教石窟文化的出现,也出现了文人士子避居岩寺石窟读书的风气,漳浦的历史名人绝大多数都曾有过这风气。黄道周读于塔屿、大峰山,林士章读于栖云岩、紫薇岩,徐表读于青峰岩,卢维祯读于丹井桃溪精舍,吴与、高登、蔡世远、蔡新读于梁山,蔡元鼎读于大帽山,蓝鼎元读于高叟洞,张若仲隐于灶山等,这些读书处或多或少地留下了一点痕迹。著名的有紫薇洞十二进士题名录,湖西后溪山边一个一米见方的,以一个鬼形和北斗星组成似字似画的“魁”字,又从上头的赞中得知,万历间的林春斋等曾隐读于此。

梁山水库大坝下的“龙喉”,是明万历至民国初年漳浦父母官祈求甘霖的去处,留下的四处石刻记载了这段历史。读过狮屿村于清道光间立的“护林公约”的,就会理解村子后的林木山石何以会保存得这样好了。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中国的山水,大致都因为有一座寺庙或一方碑刻成为名山胜迹,这似乎微不足道的历史脚印,实际上为一个地方、一个村庄、一座山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是现代意义的老字号名牌,是驰名商标。

所谓皎皎者易污,绕绕者易折,必须竖立于街前、村、路边的官府告示碑,极容易遭到人为的破坏。漳浦自唐垂拱建县,历一千三百余年,历代历届的官府必然都要立下几通告示碑记,但遗留到今,不过仅存三十通而已,其中元一通、明十通、清十九通。元大德间派太监采水晶于梁山,碑今浸在水晶场水库之中,近年来采水晶的群众还时而有幸目睹七百年前的圣旨。

在皇帝的敕谕碑中,最值一提的是邓原碑。邓原是明弘治间御马监太监奉旨镇守福建,便将皇帝的敕谕刻碑立于归藏义父遗骨的赤土福寿院,以示荣耀,敕谕中对镇守太监的职能权力范围均有详细说明,在全国绝无仅有,弥足珍贵,被《明代宦官》一书选作扉页,且碑石的圆形、浮雕边饰也堪称一绝。告示碑中最多的是官府处理海界滩涂水利的纠纷案,这些碑石对于今天的行政区划纠纷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沙西庄前村沙底庙“何公断定官陂水例便民碑记”,双面刻着明万历到清乾隆间十几任知县审理官陂(今祖妈林水库下)水利纠纷案的五个文件。二百多年中十几个村庄卷入这场无休止的争讼中,令人体验到那些生活的艰辛和历史的沉重。

修桥造路,今天谓之先行工程,在古代,也被视为功德无量之事,必然要镌于碑石,以志不朽。这种碑刻,宋元多见于摩崖;刻于碑上,多为明清,内容也见于修堤、建城、兵防等于国于民有益的盛事,既是功德碑记,官吏文人乡贤等也都争相趋之,撰文、书丹、篆额、留名。因此这类碑石几乎展示了漳浦历史名人的姓氏;也展示了这些堪称历史名人者的文章和书法艺术,如《奠龙脉碑记》,由朱天球、卢维祯、薛士彦三位当时的达官分别撰、书、篆,可以说代表了漳浦当时的最高文学书法成就。《大都督南塘戚公功德碑》记载了戚继光于嘉靖四十三年在汤坑歼灭倭寇的功绩,原立于忠勇祠中,祠废,但石碑多少年来一直受到村民的香火奉祀,反映了人民群众对民族英雄的崇敬之情。在六鳌镇大澳村公路东侧的《明石乡官惠德碑记》埋于沙中,露出地面仅20厘米,碑宽96厘米,总高应达250厘米左右,仅此也能想象,自明至今四百余年,大澳地区沙丘堆积和地面沉降情况。可见碑石的存在价值是多方面、多学科的文化遗产。

漳浦县城原有两座闽南著名的古庙,一为威惠庙,二为兴教寺,均建于唐代,年代悠久,规模也极其宏大。一般这类寺庙历代都会树立一些修建碑记,可惜的是,这两座寺庙的碑石,近几十年来已被全部毁弃。八十年代专为宣传威惠庙祖庙问题进行论争时,居然找不到一段碑文可资佐证;兴教寺也仅存二片残碑石,不足二百字碑文,分别弃于县委大院和新兴教寺前。寺庙碑记保存得较多的有雨霁庙、旧镇天后宫、龙兴寺等。而最早的为赤水清水岩的“昭应菩萨记”,南宋绍熙二年(1175年)立,史料价值较高的有青阳威惠庙记,是全县一百多座奉祀陈元光的庙宇中,对开漳圣王历代封赠记载详尽的碑记,且年代为明弘治,早于目前所见的方志。1992年发现的“重新无象院碑记”,则对见于方志、为宋代梁山地区大象出没的传说做了订正、补充。

不少碑记仅客观地记录了修建庙宇祠堂和城堡时捐资者姓名、金额、工时,或捐献庙产庙田数量,如“重兴圆通岩碑”、“雨霁庙碑”、“重兴锦屿城记”等,这类碑记则对我们研究当时的经济状况、宗教源流等有重要的价值。在调查中我们还发现,某些寺庙重修、磨掉了旧碑文,重新刊刻新内容,如赤湖威奕庙、庙前王公庙等,令人感到可悲可叹。更有甚者,磨掉具有历史特征的石雕,乃至于把古寺庙完全拆除重建为新建筑,并极力掩盖古构件的痕迹,这是一种对历史善意的破坏。

唐总章二年,陈政陈元光父子奉旨入闽,平定啸乱,建州置县,五十八姓军校自此定居闽南,之后又自闽南播迁闽粤台以及东南亚各地。作为一个移民的中继地,漳浦的宗族文化比较丰富,大小家庙遍及各地,其中祠堂碑记保存较好的有诒安城大小宗祠堂、东安祠堂、佛潭杨氏大宗祠堂等,诒安城黄氏祠堂共存五通碑石立于清康熙间,其中三通由黄性震以及清初著名书法家查升等书丹,碑以青石精雕细刻,质量堪居全县之冠。

高东溪祠为漳浦最著名的名人祠,原有数通石碑,且出自朱熹、徐溥等名人之手,惜原碑已无存,我们期待着某一天会意外出土,重见天日。赤湖后江祠堂两座乾隆间的石碑记载了吴氏族人迁徙台湾,往返于两岸的过程,这对于研究漳人渡台的历史,当有参考价值。这种对宗族迁徙有所记载的石碑,还见于《东安祠堂碑记》、屿头《端肃公配享碑记》,赵家堡中的《筑堡碑记》,佛昙杨氏祠堂的《累叶追远建庙碑》等。沙西阿边祠堂的《守节持家记》,后坑的《兴祖碑记》、白石叶氏祠堂碑等,均记载了先祖含辛茹苦创业兴家的经历,也是祠堂碑记的一种类型。

漳浦在明清二代至少出现过五百多个五品以上的武官和七品以上的文官,名人多,墓葬的规格高,多立有墓道碑石,现在所见较早的有佛昙石门的陈困翁墓道碑,为明正德间立;规格较高的有长桥林士章柳氏郑氏夫人墓道碑,青石龟跌负碑,建有墓道碑亭。有的墓道碑直接刻于崖面上,所见有天启进士、诏安著名书画家沈起津刻的篆书墓道石刻,施溪谷墓道石刻,方仲墓道石刻等。现存的林士章、王应显、蔡世远等的祭葬碑,反映了死者显赫的地位。在数以万计的历代墓碑中,所见大帽山陈用宾题绝命诗于墓碑上,表明墓主怀才不遇,忧愤而死。沙西汤头庙“奖孝香栖”墓碑,可能后面埋葬的是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赵范落款于其师杨碧沙墓碑下,墓碑兼备了墓志的功能。蔡而烷夫妇墓道碑两侧刻下了死者的生平事迹,是墓道碑兼备了墓志的功能。纯粹的墓志铭,漳浦现存最早的有明天顺间蔡母俞儒人墓志,其次为陈奂墓志。明万历间漳浦同时有三名尚书存世,即南礼部尚书林士章、南工部尚书朱天球、户部尚书(追封)卢维祯,三墓均已先后被掘,所幸三人的墓志都被县博物馆收藏,是研究这三位漳浦重要的历史人物必不可少的实物资料。我们期望,那些淹没的碑石有重见天日的一天。

(王文径,生前任漳浦县博物馆馆长,为福建省作家协会、福建省考古博物馆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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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D05版:祖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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