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石榴东晋墓的发掘看开漳前的闽南(下)

王文径
2020年02月26日

图为出土文物的东晋墓

关于墓葬的年代和墓主

这五座墓中,有四座都发现数量不等的墓砖侧面印有菱形、直条和圆形等几何纹饰,是两晋到南北朝墓葬中常采用的形式。这一纹饰,也见于泉州丰州、洛阳桥南等处的两晋南朝墓。

尤其可贵的是MIR部分墓砖属纪年砖,所见有“泰元十一年”“泰元十九年”“泰元二十一年”等三种纪年。泰元应为东晋孝武帝司马暇的第二个年号“太元”,亦即386年、394年、396年,可见Ml墓葬建于东晋太元二十一年(396年),是这个墓葬群的断代具有明确的依据。

石榴东晋墓五座墓葬自北而南沿着同一等高线排列,朝向基本一致,从出土器物和用砖的规格看,年代应该按Ml、M5、M2、M3和M4为顺序排列。当然从间隔的距离上分析,不排除其间还有我们目前尚未发现的墓葬。这批墓葬中,除M5为儿童墓葬,余四座墓葬的长度分别是578cm、550cm、535cm、554cm,高度均约在180cm左右。规格之高,体量之大,都与福建的闽北、福州、泉州乃至中原地区的同一时期的墓葬规格相近。

Ml的规格最高,且大量采用印纹和纪年砖,随葬品之多也是墓群中之最,入葬年代也相对要早,应该是这个家族的男性长者。M2随葬有铁剑、瓷砚盘,可见墓主应是一位通晓文武的武士。两晋之间,社会动乱,战事频繁,有志向有抱负的士子,除了读书外,也有习武的风气,以应对这个动乱的社会,随时报效国家。M3的随葬品均为金银首饰,显然草鞋墓主是个女性,而拥有可供入葬的金器银器,足见墓主是出自有身份、富有的家族。从M4排列的位置看,和M3是一对夫妻,随葬的方枚人物神兽铜镜、鸡首壶,都很有时代特征,可以说是时髦的,在当时足以反映出墓主所拥有的财富和身份的器物。

在这批出土文物中,Ml出土的褐釉四系罐、2件瓷杯,是完全打碎后撒到墓室中的。M2出土的瓷砚缺了一个盖,砚足也残断了一只,在清理中没有发现残片,可见也是在入葬前就打破了。M4出土的鸡首壶,鸡首、执、盘口均残破,虽然在墓室中找到一部分,但还是无法复原,可见也是在入葬前有意打破。此外,在Ml的砌砖墙中,也发现了数片青瓷钵的残片,可能也是在入葬时有意打碎,将当时很珍贵而完好的瓷器打破,撒人墓中,应该反映了当时这一地区的葬俗。

相关问题的思考

石榴东晋墓葬群中出土的这批文物,其中青釉鸡首壶都是东晋时期的典型器物。鸡首壶作为一种酒器,始烧制于三国,一般为高颈、侈口、器身矮小,鸡首无颈、鸡尾短扁。三国西晋时鸡首闭口,到东晋开始出现张口,并基本采用盘口;而西晋鸡首壶较为圆矮,到了东晋鸡首壶则变得比较修长,西晋出现鸡尾,到东晋基本演变成执柄,而桥形纽也正是鉴定两晋瓷器的要点。可见这件鸡首壶,应该属于西晋末到东晋初期的作品。而小盘口罐、青瓷三足砚,也正是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典型器物,其中同式的青釉三足砚也见于杭州西晋太安二年(303年)的纪年墓。

根据考古资料,在相当于中原的商周时期,闽南地区的先民就能够熟练地制作印纹陶、釉陶等生活器具和礼器。而瓷器的生产目前最早的仅见于几座唐墓,从1987年在漳浦杜浔凹仔好埔出土的南朝四耳罐和青釉钵看,瓷的成分还较低,工艺尚不成熟,还处在原始瓷的状态中。而东晋时期,这批居住在鹿溪流域的漳浦人,是否有能力生产出这种与福建以北地区在工艺、造型上如此相近的产品呢?

同式的半圆方枚神兽镜,近年来在浙江绍兴、江西南昌、湖北武汉等地区也有出土。这种镜最早出现于东汉晚期,盛行于三国,到两晋、南北朝以后渐渐消失。这种铜镜的形式,采用十二个半圆瓦当和方枚作为边饰,主纹饰区作传说中的神仙人物故事、神兽,内容复杂,且多采用高浮雕,铸造精良,纹饰极为精美细微,表现了高超的铸造工艺。铜镜的出土,进一步证实了这个墓葬群的年代是在东晋年间。

而闽南地区是一个青铜器的制作原料、制用工艺都很薄弱的地区。早期移民漳浦的居民,是如何在短时期内,获取当时在中原地区流行的铜镜形式,并全面地掌握这一铸造工艺的呢?同时,随葬品中的铁剑、金手镯、银手镯等,也给我们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批随葬品中有相当一部分出自墓主们的故乡。

石榴东晋墓群是一个家族的墓地,这些墓主们为了逃离中原动乱的社会,从遥远的祖居地迁徙到鹿溪流域定居的时间,应该离东晋太元二十一年不会很远,很可能就是进入闽南的第一代人。这个家族应拥有一定的人口数量(不会只有五个人),举族携带了部分珍贵的铜器、铁器和金银首饰和一部分作为生活用具的瓷器,也说明他们的身份并非普通的农民或是从战乱中逃离的流民。他们拥有相当可观的财产,甚至金银等奢侈的首饰,拥有可反映其身份的铁剑和瓷砚,可以从故乡带走一部分生活所需的瓷器,也说明他们的迁徙是有组织的、有计划有秩序的行动。

唐代林蕴为《林氏族谱》作序指出:“汉武帝以闽数反,命迁其民于江淮,今诸姓人闽自永嘉始也。”《福州府志》也有这样的记载:永嘉二年(308年)中州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林、黄、陈、郑、詹、邱、何、胡是也。以中原多事,畏难怀居,无复北向,故六朝间仕宦名迹,鲜有闻者。”这些记载,以永嘉年间衣冠南渡。

但近年有不少学者认为,两汉以降,就不断有汉人入闽,而永嘉年间可能曾形成一个大的南迁浪潮,衣冠南渡,也未必是南迁到闽中,可能仅仅是南迁到江南地区。至于中原人入闽的时间,除了史乘一般认为的永嘉年间,由于南安县丰州、莆田西岩寺等地均先后发现了西晋太康年间的墓葬以及惠安锦田黄姓开基祖、三国吴大将等史料的发现;论者提出,从两汉以降,中原人就陆续南下了,在两晋之间才开始出现迁徙的高潮,所以当时进入福建的远不止上述的八姓。也有一些甚至提出入闽的中原人未必是衣冠望族,可能仅仅是一些流离失所的平民百姓。

西晋太康三年(282年)晋武帝建立了晋安郡,漳州地区属晋安郡中的晋安县。梁天监年间,又在现龙海华安一带建立了龙溪县,在南靖一带建立兰水县,东晋义熙九年(413年)在漳浦一带建立了绥安县。其中绥安县的具体范围、县治所在地、当时的人口构成、人口密度等所知甚少。在此之前,我们所掌握的资料只有两条:一、《漳浦县志》记载的吴与太儒人王氏墓志称,“王氏本琅娜,自东晋肃侯(王)彬始迁于闽,其后子孙世居龙溪。龙溪分置,是为漳浦”。其二,1958年,在祖妈林水库工地上,采集到一块有“升平二年”纪年的墓砖,升平二年为358年,比太元年号还早17年。显然,如果中原的晋人当时还没有进入漳浦地区,是不可能凭空建立起一个绥安县的。

我们还注意到,石榴东晋墓群的Ml同时砌入了东晋太元十一年、十九年、二十一年等三个相近的年号墓砖,这一现象给我们透露了一条重要的信息:墓主死于太元二十一年或者稍后,构筑墓室时并不是自建砖窑厂烧造墓砖,而是到附近某个专营墓砖的砖窑或商店购买,在运走有“太元二十一年”纪年的墓砖时,也运走了一部分积压多年的太元十一年、十九年等年份烧造的墓砖。从这个资料可以看出,当时在石榴附近,也就是在鹿溪流域的上游地区,已经拥有相当规模的人口密度,有相当稳定的居住空间,并因此形成了一定的商业氛围。

鹿溪是漳浦县的母亲河,以发源于黄炉山的温斗溪和发源于梁山的绥安溪汇成鹿溪,自西而东南从旧镇入海,在漳浦县中部形成了大约30平方公里的冲积平原。这里土地宽阔、肥沃,水源充足,农业环境极其优越,是漳浦县历史上最富庶的地区,也是史前文化最为集中、最为发达的地区。在全县已知的六十多处从旧石器晚期到周代的史前遗址中,就有三十几处出现在鹿溪流域。可见唐开元四年,漳州府治和漳浦县治迁到现在的漳浦县城;而距开漳前三百年前,刚刚入漳的中原人选择了这样的地区,以供世代聚居繁衍,都不是偶然的。

综上所述,石榴东晋墓是漳州地区的发现,证明了东晋时期陆续进入福建地区的中原人,除了定居在闽北、福州、莆田、泉州等地区,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进入了闽南地区。这些入闽的中原人中,除了有大量的避乱百姓外,确实也有一部分堪称衣冠望族。他们在距陈元光开漳前的三百多年前,已经在鹿溪流域,在当时被称为“蛮撩”的土著长期聚居的闽南大地上,形成了繁荣的中原人文环境。

此外,石榴东晋墓群的发现,还将对古绥安县的地望、县治所在地等方面的研究提供重要的依据。

(王文径,生前任漳浦县博物馆馆长,为福建省作家协会、福建省考古博物馆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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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D05版:祖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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